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是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777娱乐官方网址,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是一项好制度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听取有关部委法制部门意见建议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出席会议并讲话。江必新强调,要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水平,不断加强广大行政法官司法能力建设,切实为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法治国家进程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贺小荣首先通报了2016年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总体情况和国务院部委应诉情况。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6个部委法制部门的负责同志等先后作了发言,就如何深入贯彻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江必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共同面临的神圣使命。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在执行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加强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行政争议,还可以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共同推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江必新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周强院长衷心感谢国务院各部门多年来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国务院各部门给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江必新强调,充分认识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义,既要维护公民的正当诉权,也要防止诉权的滥用。要出台规范性文件统一行政审判中应诉要求不一致的问题。既要充分理解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制度价值,又要在法律范围内尽可能降低行政机关的应诉成本。
江必新指出,要强化依法审判意识,正确处理行政协议、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等问题,准确把握和理解法律,既要有效保护公共资源,也要保护产权人的合法利益;既要加强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履行好行政诉讼法赋予的权力监督和权益维护职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同时也要秉持司法谦抑和自限理念,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保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江必新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不断加强行政审判人员的司法能力和素质建设,运用多种方法统一裁判标准,规范司法行为,加强自我监督,同时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合法正当的沟通与协调,建立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定期沟通交流机制,积极预防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水平,推动“官”民关系和谐,为法治政府如期建成作出应有的贡献。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2017年早春时节,最高人民法院邀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与信息化部、公安部、教育部、银监会等27个国务院部委机关参加座谈,就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出席会议,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周强院长向国务院各部门对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行政审判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大家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包容和理解。有关部委机关的同志针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中的热点难点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对有关问题提出了很多中肯、务实的意见和建议。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们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寻找走进行政诉讼春天的路径。
防范诉权的滥用: 让权利回到法治的轨道里
会议伊始,第一个发言的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巍就笑着告诉大家:“2016年,我们的同志不是在应诉,就是在应诉的路上。”一席话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在过去的一年,各部委的行政诉讼数量大幅增长。以工信部为例,行政应诉案件在2013年是l件,2014年10件,2015年65件,2016年247件。可以看到,2016年是2013年的247倍。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案登记制的改革。
2015年,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最高人民法院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这一改革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的诉讼权利,有效地解决了“有权利必有救济”的问题,解决了多年以来困扰大家的立案难问题,同时也引发了行政诉讼案件的“井喷”。不得不说,这种“井喷”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民对于维护正当权利的渴望,同时这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经之路。
由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出现了大量的非理性诉讼,特别是滥用诉权的情形时有发生。以工信部为例,有一位当事人,和妻子注册了互联网域名公司,利用域名进行倒卖,提出10万个信息公开申请,认为答得不好马上申请复议,复议结果不满意就提起行政诉讼。还有如工商部门遇到的职业打假人,利用制度空档,反复纠缠施加压力,一人多案,一事多案出现。
针对行政诉讼中的非理性诉讼特别是滥诉行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对于非理性诉讼,需要通过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合作。通过规范执法行为减少非理性诉讼;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也将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范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目前,滥诉的行为集中发生在信息公开、不履行法定职责、信访相关案件、检举举报的案件这四个领域。针对这四个领域的滥诉行为,我们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不断加大普法的力度,通过多个渠道让老百姓清楚相关法律规定,减少民众对于法律错误的认知,引导老百姓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特别是司法机关通过典型性案例的公示帮助公众理解法律规定,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同时行政机关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减少老百姓不必要的误解,进而减少部分非理性的维权诉讼;还有法院将加强与人大和行政机关的合作,进一步规范法律的适用,规范滥诉行为,为群众依法维权敞开方便之门;法院也将落实相关规定,促进行政案件繁简分流,减少滥诉行为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于个别的恶意诉讼,可以考虑依据法律规定,采取措施规范滥诉行为。
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滥诉行为的发生非止一日,也不是近期就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的行为,它是我们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阵痛,也将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逐步建立、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日益规范、法律规定的日益严谨而逐步消亡,法治社会建成之日,就是滥诉行为消亡之时,这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新时期的新方法: 书写行政协议的新篇章
新行政诉讼法将因行政协议引发的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经过一年多的司法实践,这一问题在座谈会上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行政协议在我国其实不属于新鲜事物,在过去的行政管理工作中,也有大量的应用,如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政府与企业间签署的投资协议等,这些协议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简政放权与全面深化改革,对于行政协议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要求。
行政协议将一如既往地在经济发展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如国有资源出让等,同时在新的领域如“混合制改革”、PPP合作等,都将会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呈现。在这些领域,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要求行政协议既要尊重市场力量、尊重意思自治,同时也要关注国有资产的保护、税收等相关法律的执行,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行政协议,在必要的时候作出不同于普通合同的解读,要尊重行政机关所享有的合法权力的行使,也要积极维护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领域也要求行政协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在社会民生领域、公共安全领域等,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行政协议出现。如何规范行政协议的协商、签署、执行等,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大对于行政协议案件的指导力度。在现有法律欠缺行政协议必要规定的情况下,通过案例指导规范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同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在必要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完善法律制度,规范行政协议,充分发挥行政协议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充分实现制度价值: 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再思考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于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热议。这一制度增加了行政机关,特别是国务院部委机关成为被告的比率,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政管理和应诉的成本。
从立法的初衷来看,之所以将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是为了加强行政复议的作用。行政复议制度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但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上级机关在行政复议中,为了避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往往不愿意变更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而成为消极的“维持会”,导致行政复议功能不彰,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通过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让上级机关在维持行政复议决定时,成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倒逼上级机关更积极地履行行政复议的职能,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作用,发挥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的作用,减少行政争议。
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让维持复议决定的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不可避免会增加上级机关的诉累。但是这一制度从根本上可以解决群众对于复议制度“官官相护”的批评,有效提高了行政复议的质量。同时,当上级机关更加严肃地看待当事人提起的行政复议时,通过行政复议发挥作用,有助于上级机关及时了解下级机关的工作状况,能够更好地完善层级监督的作用,有效地实现“上令下达”,维护中央权威。
当然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带来的问题可以共同想办法解决。通过不断的改革,最终完善这一制度,更好地实现其制度价值。
统一裁判标准: 实现法制统一
我国地大物博,在司法实践中,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裁判标准不统一,这一问题不仅在行政诉讼中存在,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也存在,这一问题损害了我国的法制统一,影响了法律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家发改委法规司巡视员郝雅凤就以项目审批问题讨论案件审判标准统一的问题,对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性报告审批与征地拆迁有无因果关系,各地法院掌握不一样,有34%的法院认为有关系,66%的法院认为没有关系。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副司长田昕也有同感,以起诉期限为例,法院和行政机关的理解不一致,各地法院之间往往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
不得不说:同案不同判一直是我们司法需要解决的问题。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种的,有的是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尚有不足;有的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有的则是诉讼制度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导致对于同一法律问题形成不同的理解。
在行政诉讼中,如何完善裁判标准的统一,一直是最高人民法院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上诉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的作用,上诉法院对于辖区内法院就同一法律问题的裁决应该统一裁判,明晰裁判标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对全国性存在不同理解的法律问题作出统一的解释;而人民法院也可以发挥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对于相关的法律问题明确裁判规则,以统一全国的裁判标准;与此同时,法官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而法院也应及时加强相关裁判规则的培训。
通过司法促进依法行政: 把握司法审查的边界
如何在适用养老保险时对职工的工龄进行认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应该如何认定?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工程建设选址意见书是否与申请人之间有利害关系?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中工商机关对于申请材料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这些问题都成为行政审判的焦点问题。在座谈会上,大家对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行政机关的决定,这种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应该是审查的核心。而立法总是落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同时不同的人对同一法律规范也会形成不同的理解,而理解的差异,会导致执行中形成偏差。在行政诉讼中,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往往会发生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理解的不一致,最终产生行政争议。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行政活动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需要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自由裁量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现代行政管理所需要的。但是许多的行政争议,往往不是发生在合法性问题上,而是合理性问题上。在行政诉讼中,我们会面临着对于行政活动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问题,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高涨,正当程序的意识也已深入人心,对于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注重合法性审查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公众对于合理性审查的诉求,在人民法院坚守司法谦抑性原则的同时,也需要对于行政机关行为的妥适性进行适当审查。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行政行为合法,更要求行政行为适当。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情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都肩负着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命,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既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将恣意的行政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也要努力维护行政机关合法的执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这就要求法官积极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更加准确地理解司法权的边界,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稳定。
新时代的新要求: 行政法官的责任与担当
江必新曾经指出,“监督者更应该受监督。”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是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这要求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应该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政治素养,因为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必须精熟地理解法律,才能够正确地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同时还要求法官能够准确理解司法权的权力边界,支持政府依法履行职权。更重要的是,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需要理解服务大局的重要性,在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注重案件审理结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因此,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法官要不断增强服务改革发展大局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同时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更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对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行政管理活动要给予充分尊重和有力支持,切实维护和支持政府依法行使职权,进而保障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法院要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依法支持政府在扩大内需、保障民生、经济结构调整、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通过强化司法保障使行政机关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得以有效发挥。人民法院要不断进行新形势下行政审判形势研究,更好地服务保障经济发展大局。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的那样:“行政审判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途径,在保护公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重任在肩,我们不敢懈怠。 良性互动: 共同助力法治中国
江必新指出:“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在执行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加强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行政争议,还可以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共同推进法治社会的建立。”如何构建法院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也成为座谈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
部委机关的法制工作,特别是行政复议工作,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理念是相通的,目标是一致的。由于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定期交流机制还不够完善,导致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最终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我们可以考虑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与各中央部委机关法制部门共同参与的沟通联系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于行政执法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重大疑难的法律适用问题,充分交流,进一步统一标准,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水平。通过沟通联系常态机制,可以就一些重大、复杂、敏感,尤其是影响面广、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群体性行政案件提出解决办法,最大限度地化解行政争议,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考虑建立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信息共享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人民法院过去一段时间的行政审判工作、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加强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沟通交流等发布《中国法院的行政审判》白皮书。这项工作今后将长期化、固定化。同时,人民法院就重大行政审判工作部署,新颁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重大敏感行政案件的受理、处理等情况通报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就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对于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事项通报人民法院。通过建立沟通联系常态机制,为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供平台。
新的使命: 书写行政诉讼的中国故事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们正在穿越历史的三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行政审判担任着重大责任。从根本意义上讲,行政审判的深度,标志着我们法治社会建立的进度,也标志着共和国前进的高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这需要我们每一位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潮涌风济,正当扬帆远航;任重道远,还需奋发图强。

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8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围绕行政诉讼应诉的相关热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要充分认识《意见》对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重大意义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通知》出台的背景和主要意义。
答: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的要求,保障行政诉讼法正确实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5年10月1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要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认真做好答辩举证工作,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配合人民法院做好开庭审理工作。2016年6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16]54号文形式予以发布。
《意见》是我国首个全面规范行政应诉工作的专门性文件。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是保障行政诉讼法正确实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推动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贯彻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重要举措。《意见》的出台,对于人民法院进一步做好行政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工作,全面发挥行政审判职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能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为使各级人民法院全面把握《意见》内容,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起草了该《通知》。《通知》对于确保各级人民法院充分认识《意见》出台的重大意义,结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切实抓好贯彻实施,努力使《意见》在人民法院行政审判领域落地生根,具有重要意义。
问:为什么要出台《通知》,起草《通知》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答: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应诉职责,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消极对待行政应诉、干预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到位、行政应诉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还较为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按照中央部署,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应诉工作相关问题作了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的《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公布。最高人民法院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下发《通知》,从统一和规范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要求等方面作出规定,更好地引导和促进行政机关正确履行出庭应诉职责,确保行政诉讼法和《意见》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二是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起草《通知》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旨在统一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不同认识,减少分歧。《通知》明确行政机关不能仅委托工作人员出庭,并根据《意见》的规定明确了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几种情形。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而不出庭的处理,对负责人不出庭理由是否审查,是否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辩论,是否延期审理等问题认识不一。《通知》对这些问题予以了统一和明确。此外,《通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以便更好地落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这一最低要求。
三是注重衔接,有所侧重。《通知》与行政诉讼法、《意见》、《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衔接,共同发挥制度合力,确保行政诉讼应诉工作依法有据,切合实际,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
四是细化要求,明确部署。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为确保行政诉讼法和《意见》的落实取得成效,《通知》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对相关工作制度和要求进行了细化,对任务的落实进行了部署。比如,落实立案登记制具体要求、正确理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要求等内容。
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彻底解决“立案难、审理难”
问:《通知》对人民法院在依法做好行政案件受理和审理工作方面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坚决落实“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强化行政诉讼中的诉权保护,不得违法限缩受案范围、违法增设起诉条件,严禁以反复要求起诉人补正的方式变相拖延、拒绝立案。
二是严肃处理违规行为。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要依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作出处理。
三是坚决抵制干扰、阻碍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的各种违法行为。要严格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规定,对领导干部或者行政机关以各种形式明示或者暗示人民法院不受理案件、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全面、如实做好记录工作,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
依法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问:《通知》在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一些争议,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些分歧。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意见》规定的精神,《通知》结合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细化和解释:
一是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既包括正职负责人,也包括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
二是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三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四是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包括该行政机关具有国家行政编制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被诉行政行为是人民政府作出的,人民政府所属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被诉行政行为具体承办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可以视为被诉人民政府相应的工作人员。
此外,《通知》还专门强调,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或者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并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可依照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予以公告,并建议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为依法出庭应诉提供必要条件
问:《通知》在人民法院推进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方面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为推进行政机关做好出庭应诉工作,《通知》提出了以下几项要求:
一是要加强与政府法制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探索建立行政审判和行政应诉联络工作机制,及时沟通、协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建议书的发送和庭审时间的确定等具体事宜,稳步推进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
二是要按照相关规定,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工作人员、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提供必要的保障和相应的便利。
三是要正确理解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行政复议机关和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由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确保庭审的针对性,提高庭审效率。
四是要改革案件审理模式,推广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五是要及时就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和行政执法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司法建议,及时向政府法制部门通报司法建议落实和反馈情况,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争议。
六是要积极参与行政应诉教育培训工作,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执法人员等相关人员的行政应诉能力。
支持行政机关建立健全依法行政考核体系
问:《通知》在支持行政机关加强依法行政考核方面有哪些要求?
答:《通知》明确要求,人民法院要支持当地党委政府建立和完善依法行政考核体系,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提出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建议、白皮书等适当形式,就本地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和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实施情况、运行成效等问题,及时向行政机关作出反馈、评价,并可以适当方式将本地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情况向社会公布,以促进和发挥考核指标的倒逼作用,提高行政机关依法应诉能力和依法行政水平。
为确保《通知》规定有效落实,《通知》还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总结本《通知》贯彻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对贯彻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编者按:4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纪念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民建中央等单位的有关同志,行政法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北京市高院、北京市四中院的有关同志参加了座谈会。现将部分参会人员发言摘要如下。
新法实施成绩可喜 行政审判任重道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辜胜阻
行政诉讼制度是关于“民告官”的法律、原则、规定以及理论的有机体。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衡量一国法治化水平的标尺。行政诉讼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作用是保障公民权益免受行政机关侵犯以及为受侵犯者提供相应的司法救济,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守护神。作为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在行政诉讼中得到充分体现。推进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保证行政诉讼的公正、公平、有效,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的各类审判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公权力机关的干预影响,但以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宗旨的行政审判受干预的程度最为突出,行政诉讼已经成为当前司法工作中的“最短板”。地方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当地政府,在地方的干预下,一些地方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差,法院无法正常受理行政案件并作出公正判决。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民告官”渠道不畅通,行政诉讼公信力不高,导致了两种不正常现象:一是行政案件“判后必上诉”现象屡见不鲜,行政诉讼上诉率和申诉率长期居高不下;二是大量本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行政纠纷进入了信访渠道,出现了“信访不信法”现象。据统计,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前,每年选择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的只有10万件左右,相比之下每年因行政纠纷引发的信访案件高达400至600万件。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结合中国实际,适应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实现了若干重大制度创举,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社会各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一次成功的修法。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司法实践中行政审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效显著。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施行,行政审判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行政审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行政诉讼实践中的“顽疾”得到了有效化解。但是,与此同时,行政诉讼仍面临着多种困境,案多人少的矛盾不断突显,过去作为“短板”的行政审判,本来人员队伍就比较薄弱,面对案件大量激增,就更显压力巨大,行政诉讼领域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为切实解决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带来的新问题,需要强化改革法院行政审判体制的力度。法院系统要加强顶层设计,大力整合资源,实现由弱配置到强配置的转变。同时,要强化行政诉讼监督体制,进一步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排除对司法的行政干预,促进司法公正。相信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通过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共同努力,未来我国的行政审判工作一定会在加快法治国家建设、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人权司法保障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力推进依法行政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应松年
新行政诉讼法通过对过去20余年诉讼实践经验的总结,做了许多极有意义的修改。如受案范围的扩大,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促使行政案件数量迅速增加;设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法院,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国务院部门或县以上人民政府被诉案件,以避免干预,力求司法公正;加大司法审查力度,如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院判决,不仅可以罚款,还可以公告甚至拘留等。新行政诉讼法的这些修改,极大完善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有利于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进一步发挥,有利于促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建设。
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通过不断的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案例,形成了许多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为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实践支撑,为新法的修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今后的行政审判工作,我提三点建议:一是行政诉讼要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对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新行政诉讼法通过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实践中绝大部分行政案件能够纳入法治轨道,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化解,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的目标提供坚实的司法基础和司法保障。二是行政诉讼要继续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对于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包含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几个部分。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将社会协同问题纳入行政诉讼领域就存在一定难度。三是要进一步推动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当前改进行政诉讼制度,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公正司法问题。因此,要通过改革行政审判体制逐步解决排除行政干预。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总结新类型案例等审判经验,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措施推动行政审判工作向前发展。
强化对“红头文件”的司法监督 北京大学教授 姜明安
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各地行政诉讼取得很大成效,行政案件数量增长明显,长期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难”问题基本缓解。
我比较关注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人民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新法实施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审理行政案件,公正解决行政争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如果不能在审查行政行为时一并审查作为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而是要将之提交相应制定机关或上级机关审查,必然要影响案件的及时办结。二是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前法院通过审查,发现规范性文件明显违法,却还需让制定机关自己判断是否违法,这样做肯定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三是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通过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启动的,因与切身利益相关,故相较于备案审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当事人对行使监督权有更强的积极性,有利于发现问题和挖掘问题,从而对规范性文件实施有效监督。
虽然,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是一项好制度。但是,这项制度运行一年来的实际效果并不太理想。其中既有制度设计不完善的问题,也有制度实施者努力不够的问题。为进一步增进这项制度的实效,我提出四项改进建议:一是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不应局限于合法性审查,对极不合理、明显不当的文件也可以进行司法审查,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建议。二是审查合法性,不应只审查内容合法性。即除了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外,还应审查制定机关的权限合法性和程序的合法性。三是人民法院在审查规范性文件时,应充分听取原、被告的陈述、辩论。如遇疑难法律问题,必要时要召开专家论证会,重视听取专家意见。四是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极不合理或明显不当的,应向制定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制定机关应在收到建议后限期向人民法院反馈,如接受建议,应告知处理落实情况,如不接受建议,应说明理由。如能通过司法解释确定上述措施,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度的实效必然会有较大的增强。
推进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 促进行政审判独立公正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以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行政诉讼案件量激增。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普遍增加30%至70%。同时,也出现了“滥诉”、浪费司法资源等问题。一些当事人对不符合起诉条件和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案件也坚持起诉;有的利用立案登记门槛较低等机会,滥用诉权甚至恶意起诉。二是行政复议机关因当被告压力加大,相比以前,复议机关应诉案件量大增,普遍反映压力激增。三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现象增多。各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大幅增加,官员出庭应诉层级也逐渐提升。四是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有些地方法院受理了一批行政公益诉讼、审查规范性文件等新类型诉讼。五是跨行政区划法院和集中管辖制度开始发挥作用。随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受理各类行政案件,一些地方实行集中管辖制度,行政案件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不仅增强了原告的信心,也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案件提供了制度保障。
今后,实施好新行政诉讼法需关注的几个问题:一是正确理解立案登记制,处理好扩大受案范围与防止滥诉的关系。因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部分地方出现一案多诉、滥诉等现象是必然情况。但这只是阶段性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在确保当事人诉权的同时,有效防止滥诉、恶意诉讼问题。二是将行政诉讼法实施与司法体制改革相结合,有效解决行政审判体制不顺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推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和跨行政区划法院制度,争取各地级市均能够试点集中管辖,在更多的地方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三是全面准确实施新行政诉讼法,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在调解、一并审理民事争议、适用简易程序、判决和执行方式等方面,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充分发挥新行政诉讼法的作用。四是将行政诉讼监督转换为依法行政的压力和动力,为法治政府建设助力。目前,案件增多的压力,大多集中于政府法制部门,尚未传导给政府的所有业务部门,也尚未转化为依法行政的动力。建议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司法白皮书、定期通报行政审判情况、及时发出司法建议等各种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加大司法监督力度 倒逼政府“有权不可任性”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阎建国
新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是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执法权的有效监督,倒逼政府“有权不可任性”,给了人民群众在面对强势、任性、行政滥权和行政不作为等不当、违法行政行为时,有效的救济途径和便利。为实施好新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各级法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贯彻落实新法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得到了律师界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总结成绩,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值得肯定:一是降低行政诉讼门槛,扩大行政诉讼受理范围,解决了立案难问题,有效保障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二是明确行政诉讼“解决争议”的立法宗旨,使之与司法救济和权力监督并重。新法作出的特定类型案件可以适用调解的规定,符合法治现状,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三是创新跨区域管辖制度,有效摆脱地方干预,这对于解决行政审判审理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增加执行手段等措施,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
为进一步实施好新行政诉讼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出台配套措施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今年全国两会,我曾就此提出专项议案,建议修改相关规定,并制定细化配套制度。例如,对出庭的案件范围应作明确规定,具体界定出庭负责人范围,完善不出庭或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细化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责任义务范围,确保出庭质量;完善政府内部出庭应诉考核机制,将出庭应诉工作及解决情况纳入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考核范围;加强知识培训,提升负责人出庭法律知识水平和应诉能力。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支持依法行政,督促法治政府建设。三是建议从立法层面解决跨区划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问题,新行政诉讼法对跨行政区划的规定较为笼统,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具体细则来确认和规范跨区划法院的设立等问题。四是创新行政审判工作,促进裁定执行分离。裁执分离即行政机关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查认定合法后,交由行政机关自己组织实施执行。此外,建议推行快速裁决制度,进一步提高行政诉讼审判效能。
深刻领会新法意义 推动法治国家建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
童卫东
一年来,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新法的各项规定,着力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问题,受理案件数量大量增加,审查力度明显加大,化解了大量行政争议,保护了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各级行政机关积极依法出庭应诉,自觉接受法院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新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立法参与者,我有三点认识:一是要深刻认识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新行政诉讼法贯彻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针对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问题,扩大了受案范围,畅通了诉讼渠道,完善了管辖制度和诉讼程序,加大了对行政行为监督的力度和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惩处,有许多制度创新。二是积极应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面临的问题。行政诉讼制度体现着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法治国家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可以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成效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一面镜子,是法治国家的“试金石”。《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勇于面对困难和问题,坚守法治原则,秉持法治精神,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审理来推动法治进步。三是要通过司法实践推动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新行政诉讼法是阶段性的立法成果,修改时面临着许多问题,新法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但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并非完美无缺,具有阶段性特征。社会实践永远在创新,不断形成新的司法需求、制度需求,我们要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精神和原则,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积累经验,进一步推动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健全法律监督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厅副厅长
贾小刚
我个人完全赞同各位领导和专家对新法实施一周年以来的积极评价。新法确实解决了一些老法没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初步达到了当初很多制度设计的立法目的,这和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全体法官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不仅明确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而且明确规定了检察监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明确把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范围扩展到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环节的行政诉讼全过程;在原来抗诉制度基础上,新设了同级监督的检察建议制度,增加了对调解书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内容,赋予了调查核实等监督手段;明确提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的监督,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依法履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强化监督力度、健全监督机制,总体监督规模不断增长,行政诉讼监督力度不断强化。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正审判和执行活动违法的检察建议等多种监督方式,在行政诉讼监督范围、监督内容和监督方式上积极探索,对包括裁判结果、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在内的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服生效裁判的4033件申请监督案件进行了立案审查,提出抗诉157件、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94件,对行政审判程序违法提出检察建议1033件,对行政执行活动违法提出检察建议3366件。同时,借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的“两法”衔接平台,开展了对非诉行政执行的监督。进一步完善了多元化的诉讼监督格局,实现了各项监督工作均衡发展,监督效果不断增强。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困难,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下一步,希望在人民法院的主导下,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有学界的支持下,能够把积极意义充分发挥,消极意义降到最小。
加强改进行政应诉 自觉接受司法监督 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副司长 田 昕
行政诉讼法是规范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进一步强化了司法机关通过行政案件审理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对促进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助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各级行政机关普遍高度重视贯彻实施工作,通过学习培训、完善行政应诉规则、充实应诉力量、提升应诉能力等多种措施,不断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随着新行政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理念不断强化,各类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接受人民法院司法监督的自觉性进一步提升。
据统计,2015年,各省和国务院部门共发生行政应诉案件14.5万余件,比2014年增长77.01%。其中,法院判决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无效、履行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的1.4万余件,占已审结案件的12.03%。经过行政复议的应诉案件3.4万余件,占案件总数的23.7%。复议机关单独应诉的案件1.2万余件,被判决改变937件,占单独应诉案件的7.65%;共同应诉的案件2.2万余件,被判决改变1351件,占共同应诉案件的6.09%。
同时,各级行政复议机关不断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和纠纷化解力度,力争将经过行政复议的行政争议主要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2015年行政复议案件申请数量16.7万余件,比2014年增长9.84%;受理数量14.8万余件,比2014年增长12.55%。其中,通过撤销、变更、确认违法、责令履行等方式结案的比例为13.32%,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终止结案的比例为20.86%。
贯彻落实新行政诉讼法 推动行政争议化解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明达
新行政诉讼法加大了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力度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度,明确了行政争议解决的诉讼目的,增加了多项新制度。新法的实施对北京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北京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自去年5月1日新法实施后到今年4月20日,北京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16281件,同比上升99%。与此同时,全市行政审判法官总人数却基本没有增加,上述期间全市法院共审结各类行政案件13310件,同比上升67.6%。二是人民群众对行政审判质效水平寄予了更高的期待。新法实施后,人民群众对通过诉讼实现公平正义有了更迫切的期待,新类型及疑难复杂案件不断涌入法院,加大了法院案件的审理难度。三是对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法实施后,一些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和敏感性事件、群体性诉讼相继进入了诉讼程序,行政案件上诉、申诉率高、息诉率低的突出问题依旧存在。四是司法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凸显。新法确定的各项新制度,拓展了行政审判领域,也为法院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营造了更广阔的作为空间。
新法实施后,北京法院多措并举,有效确保新法规定的各项原则、制度落到实处,成效明显。一是有效落实立案登记制度,畅通行政诉讼救济渠道,有效化解了困扰行政审判多年的起诉难、立案难的问题。二是严格司法审查标准,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一年来,在审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总体败诉率10.7%,行政机关实体判决败诉率达29%。三是坚持实践需求导向,加大调研督导,有效解决新法实施出现的新问题,规范新类型案件审理,统一全市法院的裁判尺度。四是积极践行新法关于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宗旨,推动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一年来,全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协调撤诉案件达1459件,占全部一审结案数的16.7%,同比上升
6个百分点。五是北京法院致力于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灵活运用参阅案例、法制政府基地建设、审判白皮书、决策论证、与行政机关的沟通研讨、司法建议等多种方式,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协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 着力提升司法公信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吴在存
一年来,北京四中院严格落实新行政诉讼法的各项规定,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着力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问题。及时出台《行政案件登记立案办法》及分类指南,行政案件立案率从2014年全市法院的32%提高到88%;2015年共受理以区县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1397件,是2014年全市法院受理该类案件总量的7倍。注重严格司法审查标准,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占全部实体判决案件的25.24%,同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二是着力提升行政审判质效。加强对新类型案件的研究,及时形成审理规则。依托法官会议及时解决疑难问题,统一审判思路和标准尺度。注重发挥院庭长经验作用,2015年院庭长办案数达全院结案总数的19.8%。探索建立“繁案精审、简案快审”机制,2015年法官人均审理一审行政案件160件,平均审理周期仅69天,审判质效良好。三是着力促进行政争议多元实质性解决。2015年通过协调和解工作实现原告撤回起诉的案件达到80余件,增长幅度明显。探索引入律师等第三方合力化解矛盾纠纷,在全市首先建立驻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当事人即时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四是着力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向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20余份。大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率达到100%。为领导干部培训班召开示范观摩庭20余次,旁听并参加座谈的厅局级领导干部达1000余人。选派资深法官为政府常务会议、法制培训班等举办讲座20余次。
五是着力提升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40余家中央和首都媒体给予常态化关注报道。多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旁听庭审和座谈,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发布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加强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六是着力为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注重围绕影响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前瞻性调研,提出防范法律风险、预防行政争议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司法服务办公室,积极为政府中心工作提供法治建言,进一步增强行政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行使职权的能力。